纪念︱汪堂家：自主性的魅力

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

【历史上的今天】1897年9月10日，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出生于法国奥弗涅地区的比永（Billom）。他的父亲是一名收税员，在巴塔耶出生后的次年，他们全家移居去了兰斯。正如罗兰·巴特所言，“你如何对巴塔耶这样的作家进行分类？小说家、诗人、散文家、经济学家、哲学家，还是神秘主义者？答案如此之难，以至于文学手册总是忘掉了巴塔耶。”巴塔耶的著述，涉及文学、哲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艺术史等诸领域，其主题包括色情、禁忌、神秘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巴塔耶对包括后结构主义在内的法国社会理论和哲学学派有重要影响，被认为是后现代的思想策源地之一。今天推送一篇汪堂家老师发表于《译文》2005年第2期的关于乔治·巴塔耶的文章。推送此文，不仅是对于这位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和作家之一的纪念，也希望借此表达对二年前离开的汪老师的深切感激和怀念！（西柚 按）

自主性的魅力

作者：汪堂家

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是二十世纪法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哺育了整整一代法国的知识分子。他不仅与伊波利特（Hyppolite）和科热夫（Kojéve）一起促进了黑格尔的思想在法国的传播以及法国的学术在二战后的复兴，而且像布朗肖（Blanchot）和福柯等人那样通过极力关注色情、死亡、乱伦、同性恋、焦虑、节日、诅咒、谎言、修道、神话、献祭、欢笑、迷狂、恐惧、歌舞与文学的关系，而大大拓展了文学和哲学的视野。 

巴塔耶的思想中有一个始终不变的主题，即人的自主性（soveraineté）。正是这一主题使他的著作显得形散而神不散。从《黑格尔、死亡与祭献》、《沉思方法》、《内心体验》、《罪人》到《那令人讨厌的部分》，这一主题反复出现。《令人讨厌的部分》（La Part Maudite）的第三卷就是专门讨论自主性的。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它所说的自主性（soveraineté,在巴塔耶那里有时也可译作“自主权”）与国际法定义的国家主权没有多大关系，它是指与奴性和依附性（从属性）相反的方面（参见G.Bataille, Accursed Share, vol iii,Zone books, New Yorks, 1993, p197）。显而易见，这一主题也是巴塔耶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直接继承过来的，但巴塔耶对它做了改造。在巴塔耶看来，黑格尔是从主奴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因为黑格尔让奴隶获胜，而奴隶获胜后并未真正拥有获胜的成果，他内心中仍然具有深刻的奴性。所以，他的自主性不过是表面的自主性，是一种离不开依赖性的自主意志。其最终结果仍然是失败。 

自主性不服从任何东西，也不需要其他东西服从它，它对任何结果、对外在现实常常采取无所谓的态度。然而，外在的强制或个人内心中隐含着的奴性总是不断地挤压人的自主性。在巴塔耶看来，作家或诗人之所以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承担着维护自主性的使命，这种使命是自己加给自己的。或者说，他们把自己想象成自主性的守望者，他们试图通过写作来取消自己身上的依赖性和奴性。自由的写作体现了对奴性的对抗。在时代的高压下写出的作品之所以常常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就是因为这类作品不仅显示了在时代高压（政治压迫、经济压迫、情感压迫和个人生存压迫）下顽强生存下去的自主意志，而且点亮了自由思想的明灯。人从儿童时开始就有主宰自己的强烈意愿，但我们的家庭和社会不断限制着。侵蚀着这种自主性。家长和领导人通过别人对自己的依赖性建立起自己的自主性或重新找回一度丧失了的自主性。一旦这种依赖性超越了让自己感到恬然自适的程度时，父母和领导人便开始对这种自主性感到不安和恐惧，于是，他们又要求子女或臣民表现出摆脱依赖性的能力。人似乎就是在这种制造依赖和摆脱依赖的矛盾中成长的。作家和诗人尤其意识到人的内在性的这种矛盾。他们对人性的矛盾与恶保持着极大的敏感。写作是体现这种敏感、强化这种敏感的重要因素。德里达在评论巴塔耶的写作时指出，“与那个在其古典概念中被理解的逻辑不同，甚至与科热夫当作课题的那本黑格尔式的大写之书不同，巴塔耶的写作在关键时刻容不得形式与内容的区分。正因如此，“它才是元写作，是被自主性征调的那种写作”（德里达，“两种书写形式”，载《写书与差异》，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82页，译文有改动）。 

受自主性驱动的写作把人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虽然人的理智和思维能力是随着极具依赖性的劳动而发展起来的，但它们也遭到制度化的压迫机制的毒害。人似乎越来越受制于机械性的计算，人似乎越来越关心话语的实际指称（不指称某个现实事物的话语常被看成无意义的东西），对真实性的追求越来越被等同于对某种现实事物的追求，人的自由想象力和思想的深刻性与两千多年前相比非但没什么进步，而且大大退化了。今天的人似乎只有到宗教中，到诗歌中，到局限于柔美的言语中，才能发现显示人的自主性的能力。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人才能有一种无滞无碍的感觉。从根本上说，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有诗性。 

诗性让我们敞开自己，诗性的语言是让思想敞开的语言。诗歌不受指称性话语的摆布，不受外在事物的真实性的摆布，它只通过意象的真实保有一种自主性。如果丧失了自主性，诗歌就会流落到从属性的领域。一旦诗歌在这一领域里“定居”下来，它就有“被驯化”的危险，以此为基地的人也有“被驯化”的危险。诗歌通过隐喻来维持自己，就是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个不受指称性话语和意义约束的领域，它不必关心自己是否讲得正确，是否符合事实，它只关心能否动人情感，撼人心魄，引人想象，启人灵性，给人以美的享受。 

在这一点上，巴塔耶非常接近尼采。他不但常用隐喻的语言或诗意的语言说话，而且把真正的诗人看作思想的先知。的确，诗人比同时代人有着更为敏锐的触角，他比常人更早地预感到时代精神的深刻变化，他既以他的诗为一个时代的感悟作证，也以他的诗为下一个时代作预告。然而，诗又是所有文学形式中最个人化的东西，它通过开辟语言的空间，隐没现存的意义世界，来突显个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内心世界的最深刻体验。由于这种体验具有对抗现实生活的贫乏的特征，它可以使人恢复被一个时代麻木了的情感。人的个性化特征最深刻地体现在他的气质、性格和情感中。人们同样地拥有理性，只是发挥和运用的程度不同而已。但人们的喜怒哀乐却是各不相同的。任何科学和合乎逻辑的推理性文字是不适合表达这种千变万化的情感的。诗意的语言或者一切文学性的语言为表达这些情感、增进这些情感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 

在巴塔耶眼里，文学的最诱人处，最深刻处并不在于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情感的联系，而在于它与焦虑感、恐惧感、空虚感、崇高感的联系。“但是，文学只是延续了宗教的游戏。文学是宗教的主要继承者。文学尤其继承了献祭：这种对毁灭、迷失自己并从下面观照死亡的憧憬，首先在宗教仪式中得到了满足，阅读小说也可以得到这种满足：宗教仪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小说，一个以血淋淋的方式描绘的故事。献祭的虚构不亚于小说；它不是真正危险或有罪的处死，不是一桩罪行，而是罪行的表演，是一个游戏。”（巴塔耶，《色情史》，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8页。） 

正是文学的游戏性使它能直面色情、焦虑、恐惧、死亡这类在常人那里遭到厌弃的东西。它轻松自如地叙述死亡的恐惧，它多方面地再现焦虑在强化人的期望和欲求得到满足时的感觉。正是恐惧和好奇推动着人去进行冒险。 

“冒险”是巴塔耶经常使用的术语之一。在他解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时，特别是理解其“主奴辩证法”时，他就用“冒险”去解释主奴的本性：奴隶是不愿用生命冒险的人，他的第一任务是保存生命。一旦他愿意直面死亡，他就在开辟通向自主、通向自由的道路。巴塔耶认为，黑格尔的一大贡献就是为后人揭示了自由的真理。自由只有经过生命的冒险才能实现。如果用“冒险”去解释主人的本性，就会发现，主人就是敢于承受死亡焦虑的人。必要时他愿意用生命冒险，愿意以无意义的活动去争取有意义的前景。拿生命去冒险使人真正体会到自己的自主性，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本质，所以，冒险是获得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环节，甚至是实现自我意识的重要条件。 

然而，当奴隶变成主人时，这个主人的内心里仍然有一种被压抑了的奴性，这种奴性使他在直面死亡时仍然会战战兢兢地保持着与死亡的距离，因为他深知，死亡是对生命、对意义的绝对否定。这样，保留奴性的主人从一种本真状态中直观到死亡冒险的限度。不过，当一个人拿生命去冒险时已经有了对超出生命的意义的意识。这种意识是造成人的超越性的根源之一。 

巴塔耶区分了自然生命与本质生命。自然生命当然不用解释，但它是在本质生命的反衬下方能显示出全部的本性。本质生命是一种从死亡中返回自身的生命，是一种意识到普遍意义的生命。巴塔耶关注诗，关注笑，关注人的心醉神迷状态。它们并非认知，并非理性的概念，但它们显示出本质生命的存在与辉煌。本质生命启示一切可能性的可能性。同时也蕴涵着自然生命的否定——蕴涵着它的扬弃。自然生命的绝对否定即死亡。黑格尔称之为抽象的否定性。巴塔耶则称之为大写的否定性。正是自然生命的否定揭示了、界划了生命的自然存在。黑格尔说，类长存于个体的不断消失中，人的类性是通过个人的死而实现的。如果每个人长生不老，人类将不复为“类“。巴塔耶说，正因为人的存在本身会随着动物性生命或自然生命的存在而终止，人有必要通过死来显示人的存在本性。他需要看见自己死去，也就是说，他必须在活着时去体悟死，死亡需要成为意识的一部分。献祭具有这种特征，因为在献祭中，我们看见了牺牲者如何自己死去，它显示了牺牲者的死亡意愿。心甘情愿就死乃是牺牲的本质。人要体现人的自觉就必须保持对死的自觉。因此，人活着体验死或与死亡的印象共生是绝对必要的，否则，人的死就与动物的死没有差别。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的自主性。 

人类的悲剧之一就是让有奴性的人掌握着太多的权力，这里所说的有奴性的人是指让自己的一切服务于某种有用性的人。人本该“物物”而不该“物于物”，人本该役物而不该役于物。《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但现实的状况是，我们越来越以消费的观点去看待一切。消费观念仿佛成了普鲁克斯特的床，短于这张床的人要被拉长，长于这张床的人要被锯短。 

为了防止上述状况持续恶化，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承认人的自主价值的世界。一个不承认人的自主价值的世界是非常不利的世界，也是很不合理的世界，因为它意味着把人贬低到物的水平。 

由于对自主性的渴望，真正的文学不接受固定模式的支配，它厌恶单调和刻板。因此，它让人间接地体验一个人不能直接体验到的那些可能性。一个人没有当过国王，但他可以通过文学作品间接地体味国王的心境；一个人也许没有直接冒险的勇气，但他可以通过文学作品想象冒险的感觉。所以，真正的作家和伟大的演员是一个人过着几个人的生活。即便是古典悲剧的简单叙述也显示出人类生活中简单与复杂，平凡与伟大，安全与危险，卑微与崇高之间的张力。正因如此，巴塔耶说，“当主人公被他自身的性格引向毁灭的时候，叙述的吸引力最大。主人公越是接近神，他所经历的毁灭就越大，他自愿遭遇的危险也越大。……文学更接近我们，文学在过度方面失去的，在逼真方面嬴得了”（同上）。 

毫无疑问，文学从事着游戏，但并不限于游戏。文学滋长于内心体验但不限于内心体验。它永远是自主性的守护者。当我们外无神性，内无心源时，精神之树就会枯萎。文学滋润着我们，它既防止心灵变成激情的荒漠，也维持着一个民族的梦想。 

作者简介：

汪堂家（1962-2014），1962年5月21日出生于安徽省太湖县，1979年考入安徽劳动大学政治系，1983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专业，师从尹大贻攻读硕士，1986年留校任教。1988年起师从王玖兴在职攻读外国哲学史博士，并于1992年获得学位。1993年晋升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0年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自任教以来，他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十几门课程。2014年4月23日17时05分，因患肝癌在上海龙华医院去世。

汪堂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近代西方哲学、当代法国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生命-医学伦理学等；先后主持过10多项国内外科研项目，独立著述和合作出版的学术著作有 《哲学的追问——哲学概念清淤录之一》、《思路心语——生活世界的哲思》、《汪堂家讲德里达》、《17世纪形而上学》、《自我的觉悟》等，译著有《论文字学》（德里达）、《承认的过程》（利科）、《活的隐喻》（利科）等。